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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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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吉山啊，吉山
到永安吉山，不是为了一次乡村旅游，也不为探古寻幽，而是寻访祖辈、父辈们60多年前曾在燕溪畔、吉山下的一段人生履痕，缘于60多年前那场令全体中华儿女永远不应忘却的抗战烽烟。小时候，祖父与父亲闲暇时把盏话旧，叔叔、姑姑们逢年过节兄妹相聚，总是常常提到“吉山”，谈及永安的一些旧事，常常泪流满面。吉山，地处永安近郊，是一历史文化名村，山青水美，民居古朴，然而，最令人百感交集、泣血锥心的是那七年半的抗战岁月，那烽火连天，痛彻心扉的岁月啊，注定要在这一小村的历史上单独写上沉重一笔。
1938年4月，日寇从金门发兵，由海路攻陷厦门，随即沿陆路兵逼省会福州。5月，福建省政府经国民党行政院批准内迁永安。祖父时在省民政厅工作，随省府撤离。省府移至永安城内的文庙，而省主席陈仪上将及许多厅、处、局等机构却挤进永安近郊的小山村—吉山，东南沦陷区的文化人士源源而来，有新闻巨子羊枣、黎烈文、王西彦等大批文化名人，许多中共党员以个人秘密身份参与其中，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战文化活动，偏僻的山城、小村，骤然成为全省乃至东南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
我父亲当时刚考入福建医学院第3班，随校迁往沙县。
日军为摧毁东南沿线我军民的抗战意志，从台湾新竹机场和东南沿海的航空母舰上，轮番出动海、陆远程轰炸机，对永安城区、吉山等处不间断进行了长达数年的狂轰滥炸。民国27年（公元1938年）
日寇在侵华期间，研制并投放了大量生化武器，“731”部队以中国活人做试验，建立惨绝人寰的细菌工厂，生产出鼠疫、霍乱、伤寒、副伤寒、炭疽、赤痢等病菌和各种生物炸弹，使用飞机、炮弹或人工手段大肆散布。日寇有多支细菌战部队分驻在本土、新加坡和我国的东北、北平、南京、广州等地，并在47个城市设有支队。日军在中国实施细菌战长达12年之久，受害区域有福建、浙江、江西、广东等20个省、市、自治区，是人类历史上迄今最大规模的细菌战。1941年，日军在浙江宁波空投鼠疫炸弹，造成当地鼠疫大爆发。时福建省财政厅某秘书的家属在宁波感染上腺鼠疫后，为避疫逃到永安，将致命的鼠疫带到永安，引起鼠疫爆发。在1941—1943年间，永安腺鼠疫疫情波及13个乡、镇、街，共发病108人，病死率达100%。永安新桥防空驻军患病40余人，同时，省政府机关驻地和下吉山等郊区也发生疫情，共死亡50人。当时的省防疫大队在吉山萃园书院（原址现已修复，尚有当时的防空洞等遗址）、省卫生试验所、省立第二医院（省卫生处附属医院，1938年成立，现省立医院；1935年在福州成立的省立第一医院，抗战期间迁南平，现为厦门市立医院）等，大批人员投入抗战防疫，这些地点戒备森严，军警林立，卫生试验所紧急制备防控鼠疫的消杀、诊断等物品供应本省及浙江、广东、江西等地。永安疫情震惊全国，国民党中央卫生署紧急拨给福建省府鼠疫防疫经费法币500万元。当局出动军警和卫生防疫人员，采取把守城门路口，强制隔离病人，并将患者强行送下渡隔离，死后尸体均不发还，集中焚埋处理。同时，省政府还首创捕鼠奖励制度，群众每捕鼠一只奖励大米4小两，这在战时粮食饥荒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具有很大激励作用，收效显著。同时，防疫人员还对水源、公共场所，店堂旅馆等处进行重点检疫。瘟疫与战火结伴而来，先后有鼠疫、天花、霍乱、回归热、伤寒、炭疽、乙型脑炎、疟疾等疫情大肆横行。省卫生防疫大队开展了防治疟疾、回归热、斑疹伤寒等多项防疫工作。永安解放后，据调查原永安山边街、茅坪等地仍有多个炭疽病后遗患者，造成腿脚肿大、溃烂，长期难以治愈，生活在痛苦之中。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不断加强卫生工作，当年那些危害严重的传染病，如今已很难觅踪迹了。
日寇的狂轰滥炸，并未动摇我军民的抗战决心。大家更加团结，同心抗战。经历过永安抗战岁月的许多人，在战火中结下了深厚情谊。永安人民为抗战付出巨大牺牲与代价，他们以淳朴博大的心胸接纳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抗战人员，这些人员也深深领略了永安人民的意志与深情。大批文化人聚集永安，呼吁全民族团结抗战，永安的抗战文化异常活跃，曾有十多个出版、印刷单位为宣传抗战高速运转，诗人马光桢满怀忧愤写下“燕雀吞声残粒下，江山饮泣夕阳中”。国立音专校长卢前创作了“永安秋夜”，由保加利亚作曲家作曲，风靡一时。“燕溪水，缓缓流，永安城外十分秋。月如钩，钩起心头多少愁！潮生又潮落，下渡照孤舟。吹南管，长夜何漫漫，有人正倚栏。明月好，好月供谁看？一笑回头问吉山，山中流水几时还？潇潇落叶袖生寒。山不语，水向东流去，写出愁人句，愁人句，今宵却没安排处……”。
我父亲与医学院一、二班同学翻山越岭数十公里到夏茂购买毛边纸，印制抗战宣传品，为参加文艺演出，又利用课余时间，到当地戏班学拉二胡，这一爱好后来伴其终生，并随同学一道骑毛驴随抗战敌后后援会到许多乡镇宣传抗战，发扬“笠剑精神”（头戴斗笠，腰佩短剑，号召民众投身抗战救亡，一同奋勇杀敌），历时2个多月才返校复课，经历了一生难忘的一门大课。
硝烟散去。60多年后，当年经历过永安抗战岁月的老人，尽管他们分布祖国各地，或旅居海外，不论天涯海角，或人隔海峡两岸，每当回忆起同在永安抗战的经历时，无不百感交集，谈及痛心处，无不泪流满面。抗战时期，大家从全国各地涌到永安来，投身抗战救亡，如今这些老人，散居世界各地，海峡两岸，一有机会就千里迢迢来永安，重游旧地，感慨万千。他们的后代亦以能到永安寻访先辈旧迹为要事，永安旧事未敢忘，子孙后代也永远不能忘！
抗战期间省赈务委员会主任陈培锟之子陈心銮于
1981年，我祖父年已90岁，作为老一辈民主党派成员，省文史馆馆员，他通过省政协给时任台湾政要的严家淦先生写了一封信。“严家淦先生：当年您在福州任省财政厅厅长，我与高登艇先生同在民政厅工作。抗战期间，省府迁往永安，部分在沙县三元镇，设训练所等机构。记得有一回，陈仪主持会议，我建议买10辆板车，来往永安、沙县之间，花钱不多，以利交通，全体赞成，丘汉平先生表示完全负责办理，您精明强干，力排众议，说买车容易，但施车用工，花钱不少，省财政无法担负，大家一阵感叹而作罢。如今您若有机会来福州看看，路多宽，车多少，比当年大上海毫不逊色。叶剑英委员长提出祖国和平统一的九点主张，符合两岸人民的根本利益，非权宜之计，亦非统战攻势。......台、澎、金、马与闽浙本是唇齿相依，不应近在咫尺，视若天涯，八闽乃严先生旧游之地，大陆与台湾，问其祖国，同属一个中国；问其人民，同为炎黄子孙；阔别32年不相往来，试问人寿几何？旧侣重逢，不耄耋，亦古稀，向前看，月缺必有重圆日，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潘子修，
著名作家王西彦（1914—1999年），抗战期间曾在永安。抗战胜利后，1945—1947年7月间居住于福州龙山巷内，创作了<<还乡>>等三部长篇小说，并为当时<<星闽日报>>撰写长篇连载小说<<进窄门的人>>，1947年夏还经历了一场颇为惊险的台风，楼房吱吱作响，作家从楼上搬到楼下，晚上就睡在饭桌上。台风仅刮了两天，停电却长达一周。作家在文学回忆录<<乡土．岁月．追寻>>中对这段岁月作了详述，一条福州古巷曾经留下一位知名作家勤奋笔耕的身影与生活足迹。书中写道，在一座三进五开间的大院落里，旁有附属的楼房，从第二进一扇边门出入，好像依傍“看不见”的灵山（俗讹称为龙山）地势构建的，楼下只有半间，楼上倒有两间，有点“上重下轻”似的夹在两座大宅院之间，坐落小巷深处，闹中却显宁静，……
永安，无愧一座英雄城、功勋城、文化城、魅力城，城虽小，却承载着历史的神圣重托，闪耀着古今文化交汇的耀眼光芒。对东南，对华夏，对世界，都是独特而又带着神奇色彩的。吉山啊吉山，溪流蜿蜒东去，文川浮桥古渡，烽烟散尽，云光霞蔚。离别吉山，行走在十三排街石板古道上，心里对自己轻轻说声“再见了，夕阳中难忘的小村，再见了，父老乡亲，在有生之年我一定还有机会再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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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田汉与萨镇冰的“文武双雄会”
⊙东南明月
田汉是著名作家，国歌的词作者，但他又是中国海军问题的行家却鲜为人知。萨镇冰是中国海军元老。田汉与萨镇冰，一文一武，两人一生都极具传奇色彩，都亲历了当时中国历史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其中抗战期间两人的“文武双雄会”值得一记。
一、萨镇冰被幽禁辰溪
1938年日寇南下，金门、厦门相继陷落。5月，省府迁往永安，福州岌岌可危，难民纷
纷“走反”。此时，社会上流传日寇将用“闽人治闽”，欲推举萨镇冰组织维持会。1940年
蒋介石电令陈仪将萨送往重庆，萨在重庆闲居数月后提出欲前往古都西安游览，领略长安风物。萨镇冰到西安后，竟约请一位驴夫只身乘驴车欲往延安。半途被截回。不久，陈绍宽即按蒋介石令将萨送往湖南辰溪海军水雷所“休息”，实为软禁。抗战烽烟燃遍神州大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时刻，萨镇冰作为赫赫有名的海军名宿却被幽禁在辰溪，报国无门，其内心痛楚可想而知。萨镇冰在辰溪住了1年多，写下一批折枝吟句（福州人一种作诗吟诗形式），其中有些是“歌颂蒋委员长抗战功勋”的内容，他嘱曾国晟打印成册，送给陈绍宽，陈深知萨意，将诗册转呈蒋介石。一个多月后，萨要求前往贵阳等地获允，监管有所放松，期间在湖南黔阳县合江镇，田汉曾专程前往拜会。田汉急于寻找萨镇冰的目的是想请教海军有关问题，欲创作一部中日甲午海战的剧本。事后，田汉写了“萨上将军会见记”一文，详述此次会见经过和具体内容。
二、田汉对海军问题素有研究
1940年《海军整建月刊》创办于常德，创刊号上赫然刊有田汉的《中国海军的几个问题》的洋洋大作，据当事人蔡鸿干先生回忆，当时曾约请田汉、胡愈之诸位名家为创刊号撰稿，以扩大影响。胡先生自认对海军是外行，提供1篇对“欧洲战场”的评论。田汉则表示，他正在创作中日甲午海战的剧本，很忙，为应付刊物急需，先发表《中国海军的几个问题》的前头部分，其余部分分3期刊完，历时整整1年。田汉在文中引用的资料非常丰富，许多是20多年前他在日本期间潜心收集的。他认为，收集资料须敌我兼顾，通过收集日方资料作分析比较，他通过对日方海军“圣将”东乡平一郎的直接采访以及众多日方资料，得出日方海军认为中方北洋舰队“镇远”号舰长林泰曾（凯士）是中心人物，故《中国海军的几个问题》中约三分之二篇幅叙述林泰曾，但中方对林评价却很平淡，这使田汉很不解。
三、田汉妙笔详记“双雄会”
田汉在“萨上将军会见记”一开头先写道：“对镜不愁双鬓白，但凭群力共回天（萨翁句）。”在描述从辰溪一路辗转到达黔阳合江及一路风光景物后，找到了萨镇冰。会谈中萨先回顾了中国海军创建的过程，谈到“现在人材比以前多了，甲午以前养成的人才质量差，数量也有限，每次招生，多则60，少则30。甲午以后，每次训练，起码有200人。……大家都有志略、有抱负，愿为海军报国的。有了人材就不怕没有船。将来人材多船也多了，中国海军的复兴就有望了。……在眼前，我们的海军只能加强水雷游击活动等等，使敌人在沿江沿海的军事行动遭受更多的阻碍。当然，我们也应有进一步的准备。”在回答田的问话中，萨对几个海军人物有所评点：
“陈总司令绍宽，他为人很有决断，他要做的事别人阻挠不了他”。“丁汝昌胆略很好，不过他是个带淮军的军官，连文墨都不大会。他对海军自然是外行，那时候外行很多，李鸿章信任他也难怪。现在我们海军就不同了，从上到下都是专门的。拿水雷游击来说，也没有陆军方面的人参杂其间。”“林泰曾和我同班又住在同一房间，我不觉得他有十分奇特之处，只是他做事很按部就班，他带镇远号把船整理得有条不紊，许多日本人看了很佩服他。黄海海战时他的船也打得很好。马吉芬是个很无聊的外国人，他的话不足信（马曾在回忆录中大肆污蔑林泰曾）。”“（林泰曾的副长杨用霖），这个人很了不起，但林泰曾能用他，也就是林的了不起。”“（刘步蟾）这个人差不多就是我们的领袖，他的性情刚了一点。”
萨镇冰拿几册诗集《庚辰年间吟》送给田汉，并吟诵其中一首“天降异人善用兵，妖氛处处甚狞狰。内忧自古寻常有，外患而今不足平。中土民穷犹未恐，东邻师出本无名。河山再造资群力，小草逢春也向荣。”应田汉要求，萨在一本诗集扉页上用毛笔写了“
抗战烽烟弥漫神州大地，田汉与萨镇冰在湖南黔阳合江小镇的这次会面很有意思，萨老对中国海军的一番畅谈，独具深见，为抗战而忧愤之情，溢于言表。
1977年的高考补习班
⊙东南明月
1977年10月，当时我在顺昌县仁寿公社上白大队插队劳动已2年多了。一天清晨，正要扛着锄头去出工，却从大队的有线广播里传出国家将于当年12月正式恢复高考的特大消息，知青点里炸开了锅，大家纷纷放下锄头，在知青点前的土坪前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但一阵激动过后，大家都很茫然。我们这一拨人，60年代中期上的小学，但那时文革风暴正轰轰烈烈地席卷祖国大地，我们在手臂上贴块“红小兵”的袖标，跟着大一些的哥们瞎折腾开来，没正经上过几天课，小学、中学阶段都取消了考试，取消了留级，老师不敢教，学生不愿学，三天两头上工厂学工，下农村学农，进部队学军，数理化基础没掌握多少，中学4年就稀里糊涂地毕业了，奔向广阔天地炼红心。尤其是我，1969年就随父母下放到农村去，基础十分薄弱。正当我等既激奋又茫然时，家里来信了，说是我有一位在省工商联的亲戚搞到一张福一中高考补习班的票，十分难得，要我马上设法请假回家参加补习，准备高考。 那可能也是文革后福一中首开记录的第一期高考补习班，为期2个月，每天晚上在市侨联大礼堂上课，听课约有200多人，多是知青、工人及社会各类考生，秩序井然，侨联工作人员负责维持课堂秩序，查看入场听课证及打扫卫生等，不知有无报酬，但看得出他们非常高兴与尽责担任这些工作，因为高考中断11年后突然恢复了，大家都很兴奋但又不知结果究竟会怎样。教师全是一流的，数学是林碧英，语文是陈日亮，化学是陈明芝，学生来自四面八方，年龄悬殊很大，有的40好几，胡子一把，有的应届生不满16岁，我是请病假从农村赶回听课，有的是下班后从城门郊区赶来的。老师们是拼足了劲从基础补起，使劲地教，学生们求知若渴，拼命地记、使劲地学。有天晚上，陈日亮在讲《最后一课》，突然停电了，工作人员马上点上蜡烛， 历史性的恢复高考，使我从田野走进校园。1978—2008，30年过去了。2007年我陪女儿参加高考，带上1978年的准考证，仿佛见证恢复高考30年的历史性变迁。回想1977年参加福一中那期特殊岁月里的高考补习班，有些鲜活情景还是那么令人难忘。
祝福老三届 ⊙亚明 1965年我是福三中高二学生，原本有希望报考心目中理想的大学，但那年高考停止了，随后到闽北顺昌大干罗坊插队，劳动2年，又到闽西龙岩青草盂建设兵团农业师养猪，九一三事件爆发后，兵团解散，分配到龙岩特钢厂当工人，从事制氧工作。 在当今中国，作为特殊年代的“老三届”人，绝大多数都有上山下乡的难忘经历，这场惊涛骇浪虽已是40年前的陈年往事，但迄今想来仍那么令人铭心刻骨，终生难忘...... 我这代人与共和国同步成长，童年、少年时期父母们全身心投入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一首“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便会激起无限的温馨遐想。1965年，我正在有“高考红旗”之称的福三中念高二，成绩优异，本有望获得保送上大学的机会，正考虑着要报考北京工学院、哈工大等几所国内名牌工科院校，仿佛半只脚已跨进大学门槛。然而，一场惊涛排空而落，大学梦一夜之间就化为泡影，疯狂的红色狂飚将我们席卷其中，北上大串联、红卫兵大论战，武斗、联合，之后，闹腾一阵后我们一大批高、初中生成为城市中的多余闲人，可能从国家大局着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声令下，成千上万老三届们踏上一条奔赴广阔天地的坎坷长路。当时由个口号叫“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我们打着红旗，喊着口号到农村去，发誓要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然而，远离了都市与家人，艰苦的农田劳动与缺衣少食很快就击碎了曾经鼓舞、支撑我们精神的纯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罗曼蒂克”想法，失落、痛苦象毒蛇一样紧紧缠绕着我们，这段痛苦经历就象在老君炉里被煅烧七七四十九回，尽管早已消逝，如今“无悔”也好，“有悔”也罢，并不会成为所谓“美好的回忆”......
离开第二故乡后，我当过兵团战士、钢铁工人、直至从事海洋地质勘查工作迄今，上山下乡的惊涛褪尽，我们也早已失去了最宝贵的青春年华，经过八年、十年伤筋动骨的大折腾后，滚一身泥巴，上得岸来，抹干汗水，到上世纪80年代，回头看看身边，30好几还没谈婚论嫁的老三届女生比比皆是。于是，忙于成家立业、相夫教子、忙于掌握工作技能、忙于弥补学历，忙于照顾家庭，仿佛耽搁数十年的事全挤一块来办，当年跨进高校仅一步之遥，20多年后为弥补一张所谓大专文凭，每夜须拖着疲惫的身躯和步伐从鼓浪屿跨海到厦门读夜大，每次赶乘最后一班轮渡回家，在船上仰望神秘的苍穹，听那海浪激荡，命运是多么捉弄人啊！毕竟，老三届打下的基础是结实的，从炼钢工业的制氧到海洋地质的粒度分析，我都能经过刻苦钻研后熟悉和胜任业务。如今，儿子在厦门大学生物系细胞生物学攻读博士后已毕业留校，他这一代是多么幸运啊，他在厦八中毕业，高考获全厦门前六名，我希望他能有更大作为，也许可弥补自己曾经有但却已破碎的大学梦，为国家和人民做更大贡献。儿子大了，成才了，我们老了，这是自然规律，光和热已耗尽，我们曾经拥有的火红青春已属于昨天的旗帜，我们希望下一代更健康、茁壮、快乐成长。
上山下乡，知青，对老三届一代人来说，包含万千，悲欢离合，伴随一生...... 惊涛拍岸昨日潮，一言难尽，由于在厦门工作多年，与当年知青均无联系，在此衷心祝福老三届们，祝大家晚年平安，生活愉快，子女成才！
知青事，欲说还休
⊙东南明月
一代人拥有其各自特色的精彩人生、丰富经历和难忘故事。我辈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大跃进”时期，自幼就听多了响亮的政治口号，嘹亮的革命歌曲，经历了红色风暴的疯狂洗礼。及至成长与工作历程中，也曾听过、说过无数假、大、空的违心话语，主动或被动地做过些蒙人坑人的事，诸如偷鸡摸狗、打架斗殴的事，在知青年代是少不了的，否则称不上“本色的知青”，人非圣贤。近年来，知青回忆绵绵不绝，从国内流行到国外，亲戚从国外特意为我带回一本《寻梦北美》，说的大多是从“土插队”到“洋插队”的事。仅省内，世纪之交，厦门、福州的老插们先后就推出《告诉后代》与《永远的脚印—福州知青文档》。实际上，当今有能力写，有能耐说的仍是老知青群体中的少数人，是摆脱蹉跎岁月后相对稳定或有所成就的一些人，绝大多数老知青现已步入老年阶层，相当部分成为当今社会弱势群体，对当年豪气，别有一番另味感受，知青事，欲说还休。
知青的苦难各有不同。对我而言，1969年，小学时就随父母下放到农村，行前是激动和憧憬，3年多留下的深刻印象是当地的贫困、落后和“脏、乱、差”。插队劳动近4年，现在想来，最难忘的并非苦、累、饿与寂寞、茫然，而是一次“双抢”中一条称为“竹叶青”的剧毒蛇曾紧贴着我的脖子后游了过去，好在这条蛇兄当时正忙于吞食一只大青蛙，险些要了我一条小命，迄今一提到插队就联想到这事，仍感毛骨悚然……人的思维有时就这么简单地固定在一个瞬间场景上。
看了不少老插回忆插队期间苦和累的文章，鄙人很不以为然。我个人认为，福建大部分地方的知青在全国而言，境遇相对还算平稳的，个别人遭遇的特殊命运、特殊苦难与特殊经历不在此论。在那年月，福建各地农村还是把知青群体当回事的，至少生存与温饱基本能解决，这是很关键的。据我观察，知青群体当时并未将劳动生产上的辛苦太放心上，主要痛苦在精神层面上，对前途的忧虑与担忧占多。有的知青，插队时间很短，甚至根本没在农村住多久，或仅仅参加过一次双抢劳动，30多年过去了，如今硬要憋出一篇回忆双抢如何如何劳累的文章，作为曾是知青之一，很难引发共鸣。此类事告诉后代们，可能也难被理喻，下一代当今面临的难题可能要比我们当年一次辛苦简单的体力劳动要复杂得多。年青人参加几天劳动就记上一辈子，那么，第二故乡那些老乡世代为农，迄今仍然贫苦，又向谁说？
50年代至60年代初自愿上山下乡的一大批“自愿兵”，可谓福建最老的一批“知青”，他们经历令人感叹！他们经受的苦难，以及当今诸多政策尚光顾不到已是暮年的他们，太悲！1969年老知青由于占了多数，又是伟大领袖号召下响应出动的，如今自认为是知青群体的主流派，是知青的代表性标志性群体，其实不然。我辈属70年代后知青族，则又不同，我们离城的心态与动机与前者已大不相同，大多是被动或被迫被驱逐出城的，上山下乡是被动而非主动的。往事如烟，旧事重提，意义已不大，流逝的悲喜属于昨天，老知青如何面对今天，筹划明天的养老，可能是现实和急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