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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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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吉山啊，吉山
到永安吉山，不是为了一次乡村旅游，也不为探古寻幽，而是寻访祖辈、父辈们60多年前曾在燕溪畔、吉山下的一段人生履痕，缘于60多年前那场令全体中华儿女永远不应忘却的抗战烽烟。小时候，祖父与父亲闲暇时把盏话旧，叔叔、姑姑们逢年过节兄妹相聚，总是常常提到“吉山”，谈及永安的一些旧事，常常泪流满面。吉山，地处永安近郊，是一历史文化名村，山青水美，民居古朴，然而，最令人百感交集、泣血锥心的是那七年半的抗战岁月，那烽火连天，痛彻心扉的岁月啊，注定要在这一小村的历史上单独写上沉重一笔。
1938年4月，日寇从金门发兵，由海路攻陷厦门，随即沿陆路兵逼省会福州。5月，福建省政府经国民党行政院批准内迁永安。祖父时在省民政厅工作，随省府撤离。省府移至永安城内的文庙，而省主席陈仪上将及许多厅、处、局等机构却挤进永安近郊的小山村—吉山，东南沦陷区的文化人士源源而来，有新闻巨子羊枣、黎烈文、王西彦等大批文化名人，许多中共党员以个人秘密身份参与其中，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战文化活动，偏僻的山城、小村，骤然成为全省乃至东南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
我父亲当时刚考入福建医学院第3班，随校迁往沙县。
日军为摧毁东南沿线我军民的抗战意志，从台湾新竹机场和东南沿海的航空母舰上，轮番出动海、陆远程轰炸机，对永安城区、吉山等处不间断进行了长达数年的狂轰滥炸。民国27年（公元1938年）
日寇在侵华期间，研制并投放了大量生化武器，“731”部队以中国活人做试验，建立惨绝人寰的细菌工厂，生产出鼠疫、霍乱、伤寒、副伤寒、炭疽、赤痢等病菌和各种生物炸弹，使用飞机、炮弹或人工手段大肆散布。日寇有多支细菌战部队分驻在本土、新加坡和我国的东北、北平、南京、广州等地，并在47个城市设有支队。日军在中国实施细菌战长达12年之久，受害区域有福建、浙江、江西、广东等20个省、市、自治区，是人类历史上迄今最大规模的细菌战。1941年，日军在浙江宁波空投鼠疫炸弹，造成当地鼠疫大爆发。时福建省财政厅某秘书的家属在宁波感染上腺鼠疫后，为避疫逃到永安，将致命的鼠疫带到永安，引起鼠疫爆发。在1941—1943年间，永安腺鼠疫疫情波及13个乡、镇、街，共发病108人，病死率达100%。永安新桥防空驻军患病40余人，同时，省政府机关驻地和下吉山等郊区也发生疫情，共死亡50人。当时的省防疫大队在吉山萃园书院（原址现已修复，尚有当时的防空洞等遗址）、省卫生试验所、省立第二医院（省卫生处附属医院，1938年成立，现省立医院；1935年在福州成立的省立第一医院，抗战期间迁南平，现为厦门市立医院）等，大批人员投入抗战防疫，这些地点戒备森严，军警林立，卫生试验所紧急制备防控鼠疫的消杀、诊断等物品供应本省及浙江、广东、江西等地。永安疫情震惊全国，国民党中央卫生署紧急拨给福建省府鼠疫防疫经费法币500万元。当局出动军警和卫生防疫人员，采取把守城门路口，强制隔离病人，并将患者强行送下渡隔离，死后尸体均不发还，集中焚埋处理。同时，省政府还首创捕鼠奖励制度，群众每捕鼠一只奖励大米4小两，这在战时粮食饥荒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具有很大激励作用，收效显著。同时，防疫人员还对水源、公共场所，店堂旅馆等处进行重点检疫。瘟疫与战火结伴而来，先后有鼠疫、天花、霍乱、回归热、伤寒、炭疽、乙型脑炎、疟疾等疫情大肆横行。省卫生防疫大队开展了防治疟疾、回归热、斑疹伤寒等多项防疫工作。永安解放后，据调查原永安山边街、茅坪等地仍有多个炭疽病后遗患者，造成腿脚肿大、溃烂，长期难以治愈，生活在痛苦之中。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不断加强卫生工作，当年那些危害严重的传染病，如今已很难觅踪迹了。
日寇的狂轰滥炸，并未动摇我军民的抗战决心。大家更加团结，同心抗战。经历过永安抗战岁月的许多人，在战火中结下了深厚情谊。永安人民为抗战付出巨大牺牲与代价，他们以淳朴博大的心胸接纳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抗战人员，这些人员也深深领略了永安人民的意志与深情。大批文化人聚集永安，呼吁全民族团结抗战，永安的抗战文化异常活跃，曾有十多个出版、印刷单位为宣传抗战高速运转，诗人马光桢满怀忧愤写下“燕雀吞声残粒下，江山饮泣夕阳中”。国立音专校长卢前创作了“永安秋夜”，由保加利亚作曲家作曲，风靡一时。“燕溪水，缓缓流，永安城外十分秋。月如钩，钩起心头多少愁！潮生又潮落，下渡照孤舟。吹南管，长夜何漫漫，有人正倚栏。明月好，好月供谁看？一笑回头问吉山，山中流水几时还？潇潇落叶袖生寒。山不语，水向东流去，写出愁人句，愁人句，今宵却没安排处……”。
我父亲与医学院一、二班同学翻山越岭数十公里到夏茂购买毛边纸，印制抗战宣传品，为参加文艺演出，又利用课余时间，到当地戏班学拉二胡，这一爱好后来伴其终生，并随同学一道骑毛驴随抗战敌后后援会到许多乡镇宣传抗战，发扬“笠剑精神”（头戴斗笠，腰佩短剑，号召民众投身抗战救亡，一同奋勇杀敌），历时2个多月才返校复课，经历了一生难忘的一门大课。
硝烟散去。60多年后，当年经历过永安抗战岁月的老人，尽管他们分布祖国各地，或旅居海外，不论天涯海角，或人隔海峡两岸，每当回忆起同在永安抗战的经历时，无不百感交集，谈及痛心处，无不泪流满面。抗战时期，大家从全国各地涌到永安来，投身抗战救亡，如今这些老人，散居世界各地，海峡两岸，一有机会就千里迢迢来永安，重游旧地，感慨万千。他们的后代亦以能到永安寻访先辈旧迹为要事，永安旧事未敢忘，子孙后代也永远不能忘！
抗战期间省赈务委员会主任陈培锟之子陈心銮于
1981年，我祖父年已90岁，作为老一辈民主党派成员，省文史馆馆员，他通过省政协给时任台湾政要的严家淦先生写了一封信。“严家淦先生：当年您在福州任省财政厅厅长，我与高登艇先生同在民政厅工作。抗战期间，省府迁往永安，部分在沙县三元镇，设训练所等机构。记得有一回，陈仪主持会议，我建议买10辆板车，来往永安、沙县之间，花钱不多，以利交通，全体赞成，丘汉平先生表示完全负责办理，您精明强干，力排众议，说买车容易，但施车用工，花钱不少，省财政无法担负，大家一阵感叹而作罢。如今您若有机会来福州看看，路多宽，车多少，比当年大上海毫不逊色。叶剑英委员长提出祖国和平统一的九点主张，符合两岸人民的根本利益，非权宜之计，亦非统战攻势。......台、澎、金、马与闽浙本是唇齿相依，不应近在咫尺，视若天涯，八闽乃严先生旧游之地，大陆与台湾，问其祖国，同属一个中国；问其人民，同为炎黄子孙；阔别32年不相往来，试问人寿几何？旧侣重逢，不耄耋，亦古稀，向前看，月缺必有重圆日，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潘子修，
著名作家王西彦（1914—1999年），抗战期间曾在永安。抗战胜利后，1945—1947年7月间居住于福州龙山巷内，创作了<<还乡>>等三部长篇小说，并为当时<<星闽日报>>撰写长篇连载小说<<进窄门的人>>，1947年夏还经历了一场颇为惊险的台风，楼房吱吱作响，作家从楼上搬到楼下，晚上就睡在饭桌上。台风仅刮了两天，停电却长达一周。作家在文学回忆录<<乡土．岁月．追寻>>中对这段岁月作了详述，一条福州古巷曾经留下一位知名作家勤奋笔耕的身影与生活足迹。书中写道，在一座三进五开间的大院落里，旁有附属的楼房，从第二进一扇边门出入，好像依傍“看不见”的灵山（俗讹称为龙山）地势构建的，楼下只有半间，楼上倒有两间，有点“上重下轻”似的夹在两座大宅院之间，坐落小巷深处，闹中却显宁静，……
永安，无愧一座英雄城、功勋城、文化城、魅力城，城虽小，却承载着历史的神圣重托，闪耀着古今文化交汇的耀眼光芒。对东南，对华夏，对世界，都是独特而又带着神奇色彩的。吉山啊吉山，溪流蜿蜒东去，文川浮桥古渡，烽烟散尽，云光霞蔚。离别吉山，行走在十三排街石板古道上，心里对自己轻轻说声“再见了，夕阳中难忘的小村，再见了，父老乡亲，在有生之年我一定还有机会再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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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田汉与萨镇冰的“文武双雄会”
⊙东南明月
田汉是著名作家，国歌的词作者，但他又是中国海军问题的行家却鲜为人知。萨镇冰是中国海军元老。田汉与萨镇冰，一文一武，两人一生都极具传奇色彩，都亲历了当时中国历史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其中抗战期间两人的“文武双雄会”值得一记。
一、萨镇冰被幽禁辰溪
1938年日寇南下，金门、厦门相继陷落。5月，省府迁往永安，福州岌岌可危，难民纷
纷“走反”。此时，社会上流传日寇将用“闽人治闽”，欲推举萨镇冰组织维持会。1940年
蒋介石电令陈仪将萨送往重庆，萨在重庆闲居数月后提出欲前往古都西安游览，领略长安风物。萨镇冰到西安后，竟约请一位驴夫只身乘驴车欲往延安。半途被截回。不久，陈绍宽即按蒋介石令将萨送往湖南辰溪海军水雷所“休息”，实为软禁。抗战烽烟燃遍神州大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时刻，萨镇冰作为赫赫有名的海军名宿却被幽禁在辰溪，报国无门，其内心痛楚可想而知。萨镇冰在辰溪住了1年多，写下一批折枝吟句（福州人一种作诗吟诗形式），其中有些是“歌颂蒋委员长抗战功勋”的内容，他嘱曾国晟打印成册，送给陈绍宽，陈深知萨意，将诗册转呈蒋介石。一个多月后，萨要求前往贵阳等地获允，监管有所放松，期间在湖南黔阳县合江镇，田汉曾专程前往拜会。田汉急于寻找萨镇冰的目的是想请教海军有关问题，欲创作一部中日甲午海战的剧本。事后，田汉写了“萨上将军会见记”一文，详述此次会见经过和具体内容。
二、田汉对海军问题素有研究
1940年《海军整建月刊》创办于常德，创刊号上赫然刊有田汉的《中国海军的几个问题》的洋洋大作，据当事人蔡鸿干先生回忆，当时曾约请田汉、胡愈之诸位名家为创刊号撰稿，以扩大影响。胡先生自认对海军是外行，提供1篇对“欧洲战场”的评论。田汉则表示，他正在创作中日甲午海战的剧本，很忙，为应付刊物急需，先发表《中国海军的几个问题》的前头部分，其余部分分3期刊完，历时整整1年。田汉在文中引用的资料非常丰富，许多是20多年前他在日本期间潜心收集的。他认为，收集资料须敌我兼顾，通过收集日方资料作分析比较，他通过对日方海军“圣将”东乡平一郎的直接采访以及众多日方资料，得出日方海军认为中方北洋舰队“镇远”号舰长林泰曾（凯士）是中心人物，故《中国海军的几个问题》中约三分之二篇幅叙述林泰曾，但中方对林评价却很平淡，这使田汉很不解。
三、田汉妙笔详记“双雄会”
田汉在“萨上将军会见记”一开头先写道：“对镜不愁双鬓白，但凭群力共回天（萨翁句）。”在描述从辰溪一路辗转到达黔阳合江及一路风光景物后，找到了萨镇冰。会谈中萨先回顾了中国海军创建的过程，谈到“现在人材比以前多了，甲午以前养成的人才质量差，数量也有限，每次招生，多则60，少则30。甲午以后，每次训练，起码有200人。……大家都有志略、有抱负，愿为海军报国的。有了人材就不怕没有船。将来人材多船也多了，中国海军的复兴就有望了。……在眼前，我们的海军只能加强水雷游击活动等等，使敌人在沿江沿海的军事行动遭受更多的阻碍。当然，我们也应有进一步的准备。”在回答田的问话中，萨对几个海军人物有所评点：
“陈总司令绍宽，他为人很有决断，他要做的事别人阻挠不了他”。“丁汝昌胆略很好，不过他是个带淮军的军官，连文墨都不大会。他对海军自然是外行，那时候外行很多，李鸿章信任他也难怪。现在我们海军就不同了，从上到下都是专门的。拿水雷游击来说，也没有陆军方面的人参杂其间。”“林泰曾和我同班又住在同一房间，我不觉得他有十分奇特之处，只是他做事很按部就班，他带镇远号把船整理得有条不紊，许多日本人看了很佩服他。黄海海战时他的船也打得很好。马吉芬是个很无聊的外国人，他的话不足信（马曾在回忆录中大肆污蔑林泰曾）。”“（林泰曾的副长杨用霖），这个人很了不起，但林泰曾能用他，也就是林的了不起。”“（刘步蟾）这个人差不多就是我们的领袖，他的性情刚了一点。”
萨镇冰拿几册诗集《庚辰年间吟》送给田汉，并吟诵其中一首“天降异人善用兵，妖氛处处甚狞狰。内忧自古寻常有，外患而今不足平。中土民穷犹未恐，东邻师出本无名。河山再造资群力，小草逢春也向荣。”应田汉要求，萨在一本诗集扉页上用毛笔写了“
抗战烽烟弥漫神州大地，田汉与萨镇冰在湖南黔阳合江小镇的这次会面很有意思，萨老对中国海军的一番畅谈，独具深见，为抗战而忧愤之情，溢于言表。
改革开放30年征文
母校30年前之衣食住行
⊙潘 亮
1978年经高考进入母校生物系，迄今30年整。毕业后，也常回母校开会或从事学术活动，对母
校改革开放30年来的成长壮大深有感受。大的方面无法细述，就从衣食住行来看吧。
衣：1978年，厦大师生穿的衣服颜色蓝灰为主，样式单调。男人，灰、蓝中山装为主，夏天穿的
确良衬衫，布料要凭布票买。当时社会上流行穿紧身裤和喇叭裤，女青年烫发，厦门在这方面潮流领
先，但厦大严格限制学生的穿着打扮，一概不许。那时晋江、石狮已开始有海上来的港台货，如电子
表、衣裤等，但学校一律禁止学生前往购买。记得有个星期天，我与一晋江同学未经请假，偷偷乘班
车前往晋江青阳逛市场，买回两条紧身裤，但不敢穿，藏在小木箱里。待1年后就已穿不上了。当时
在校穿的是军便服，直到1981年工作后，有次参加有外宾出席的学术活动，单位的一位老专家对我说，
不宜穿这种军装，从那时起，我再没穿过此类军便服了。
食：厦大学生伙食在全省高校中是头等的好，那时文革刚结束，吃的仍较困难，家家熬猪油、炒
面粉，厦大的教师大多在宿舍附近搭个小鸡窝，养几头母鸡，拣几个鸡蛋改善伙食。当时不必交学费，
父母每月邮寄30元钱，伙食每月约需12—16元钱，由各班的生活委员负责到校总务科统一购买饭菜
票，不够的话须另外申请，挺麻烦的，因为粮票是定量的，同学们必须精打细算，往往月初放开一些，
月尾紧缩开支。校篮排球队、田径队等队员有伙食补助，他们往往一餐可吃4两米饭，外加1、2个大
馒头。上学前在农村插队，我一餐要吃8大两米饭，还嫌不够，下地不一会就饿了。到厦大后可能油
水多了，饭量也大为减少，一餐只要3、4两就够了。
住：1978年厦大住宿十分困难，学生是8—12人一间，教师宿舍也很紧张，不少外地刚调来的年
青教师缺房，与学生挤在一块。后来在经济系食堂边盖座四方形的单身教师楼，我们称为“集中营”。
我一位亲戚在校办任负责人，但也只有一楼红砖铺地的2居室，十分拥挤。当时厦大还缺淡水，我到
亲戚家，往往要帮他到山脚下一个泉眼边去挑水，人挺多的。记得福建电影厂在厦大拍《小城春秋》，
象梁波罗那样明星，也得提个塑料桶，在校门口教工澡堂排队洗澡。
行：1978年，出门代步的高档工具是自行车，永久、凤凰、飞鸽等都是知名品牌，难以购买。那
时每逢星期天，我常借亲戚的自行车到厦门办事，那时厦大进市区的路狭窄陡峭，往往骑的满头大汗，
回校后常觉得不过瘾，又在校园内盘旋一二圈。如今，汽车时代悄然来临，我家就有两部私家车，周
末驾车出游是很平常的事，而在1978年，却是难以想象的。
1978年，十年动乱终结了，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成功举办了；1978年夏天，我刚从广阔天地
考进母校，2008年，城市面貌和人民生活全面改观；我也成为省城的一名医学专家。让历史告诉未来
吧，1978年的改革春风，开启了历史新时期，把满身伤痕的中国推上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快车道，从那
时起，春天的故事不断延续着，不断改变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1977年的高考补习班
⊙东南明月
1977年10月，当时我在顺昌县仁寿公社上白大队插队劳动已2年多了。一天清晨，正要扛着锄头去出工，却从大队的有线广播里传出国家将于当年12月正式恢复高考的特大消息，知青点里炸开了锅，大家纷纷放下锄头，在知青点前的土坪前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但一阵激动过后，大家都很茫然。我们这一拨人，60年代中期上的小学，但那时文革风暴正轰轰烈烈地席卷祖国大地，我们在手臂上贴块“红小兵”的袖标，跟着大一些的哥们瞎折腾开来，没正经上过几天课，小学、中学阶段都取消了考试，取消了留级，老师不敢教，学生不愿学，三天两头上工厂学工，下农村学农，进部队学军，数理化基础没掌握多少，中学4年就稀里糊涂地毕业了，奔向广阔天地炼红心。尤其是我，1969年就随父母下放到农村去，基础十分薄弱。正当我等既激奋又茫然时，家里来信了，说是我有一位在省工商联的亲戚搞到一张福一中高考补习班的票，十分难得，要我马上设法请假回家参加补习，准备高考。 那可能也是文革后福一中首开记录的第一期高考补习班，为期2个月，每天晚上在市侨联大礼堂上课，听课约有200多人，多是知青、工人及社会各类考生，秩序井然，侨联工作人员负责维持课堂秩序，查看入场听课证及打扫卫生等，不知有无报酬，但看得出他们非常高兴与尽责担任这些工作，因为高考中断11年后突然恢复了，大家都很兴奋但又不知结果究竟会怎样。教师全是一流的，数学是林碧英，语文是陈日亮，化学是陈明芝，学生来自四面八方，年龄悬殊很大，有的40好几，胡子一把，有的应届生不满16岁，我是请病假从农村赶回听课，有的是下班后从城门郊区赶来的。老师们是拼足了劲从基础补起，使劲地教，学生们求知若渴，拼命地记、使劲地学。有天晚上，陈日亮在讲《最后一课》，突然停电了，工作人员马上点上蜡烛， 历史性的恢复高考，使我从田野走进校园。1978—2008，30年过去了。2007年我陪女儿参加高考，带上1978年的准考证，仿佛见证恢复高考30年的历史性变迁。回想1977年参加福一中那期特殊岁月里的高考补习班，有些鲜活情景还是那么令人难忘。
祝福老三届 ⊙亚明 1965年我是福三中高二学生，原本有希望报考心目中理想的大学，但那年高考停止了，随后到闽北顺昌大干罗坊插队，劳动2年，又到闽西龙岩青草盂建设兵团农业师养猪，九一三事件爆发后，兵团解散，分配到龙岩特钢厂当工人，从事制氧工作。 在当今中国，作为特殊年代的“老三届”人，绝大多数都有上山下乡的难忘经历，这场惊涛骇浪虽已是40年前的陈年往事，但迄今想来仍那么令人铭心刻骨，终生难忘...... 我这代人与共和国同步成长，童年、少年时期父母们全身心投入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一首“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便会激起无限的温馨遐想。1965年，我正在有“高考红旗”之称的福三中念高二，成绩优异，本有望获得保送上大学的机会，正考虑着要报考北京工学院、哈工大等几所国内名牌工科院校，仿佛半只脚已跨进大学门槛。然而，一场惊涛排空而落，大学梦一夜之间就化为泡影，疯狂的红色狂飚将我们席卷其中，北上大串联、红卫兵大论战，武斗、联合，之后，闹腾一阵后我们一大批高、初中生成为城市中的多余闲人，可能从国家大局着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声令下，成千上万老三届们踏上一条奔赴广阔天地的坎坷长路。当时由个口号叫“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我们打着红旗，喊着口号到农村去，发誓要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然而，远离了都市与家人，艰苦的农田劳动与缺衣少食很快就击碎了曾经鼓舞、支撑我们精神的纯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罗曼蒂克”想法，失落、痛苦象毒蛇一样紧紧缠绕着我们，这段痛苦经历就象在老君炉里被煅烧七七四十九回，尽管早已消逝，如今“无悔”也好，“有悔”也罢，并不会成为所谓“美好的回忆”......
离开第二故乡后，我当过兵团战士、钢铁工人、直至从事海洋地质勘查工作迄今，上山下乡的惊涛褪尽，我们也早已失去了最宝贵的青春年华，经过八年、十年伤筋动骨的大折腾后，滚一身泥巴，上得岸来，抹干汗水，到上世纪80年代，回头看看身边，30好几还没谈婚论嫁的老三届女生比比皆是。于是，忙于成家立业、相夫教子、忙于掌握工作技能、忙于弥补学历，忙于照顾家庭，仿佛耽搁数十年的事全挤一块来办，当年跨进高校仅一步之遥，20多年后为弥补一张所谓大专文凭，每夜须拖着疲惫的身躯和步伐从鼓浪屿跨海到厦门读夜大，每次赶乘最后一班轮渡回家，在船上仰望神秘的苍穹，听那海浪激荡，命运是多么捉弄人啊！毕竟，老三届打下的基础是结实的，从炼钢工业的制氧到海洋地质的粒度分析，我都能经过刻苦钻研后熟悉和胜任业务。如今，儿子在厦门大学生物系细胞生物学攻读博士后已毕业留校，他这一代是多么幸运啊，他在厦八中毕业，高考获全厦门前六名，我希望他能有更大作为，也许可弥补自己曾经有但却已破碎的大学梦，为国家和人民做更大贡献。儿子大了，成才了，我们老了，这是自然规律，光和热已耗尽，我们曾经拥有的火红青春已属于昨天的旗帜，我们希望下一代更健康、茁壮、快乐成长。
上山下乡，知青，对老三届一代人来说，包含万千，悲欢离合，伴随一生...... 惊涛拍岸昨日潮，一言难尽，由于在厦门工作多年，与当年知青均无联系，在此衷心祝福老三届们，祝大家晚年平安，生活愉快，子女成才！
知青事，欲说还休
⊙东南明月
一代人拥有其各自特色的精彩人生、丰富经历和难忘故事。我辈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大跃进”时期，自幼就听多了响亮的政治口号，嘹亮的革命歌曲，经历了红色风暴的疯狂洗礼。及至成长与工作历程中，也曾听过、说过无数假、大、空的违心话语，主动或被动地做过些蒙人坑人的事，诸如偷鸡摸狗、打架斗殴的事，在知青年代是少不了的，否则称不上“本色的知青”，人非圣贤。近年来，知青回忆绵绵不绝，从国内流行到国外，亲戚从国外特意为我带回一本《寻梦北美》，说的大多是从“土插队”到“洋插队”的事。仅省内，世纪之交，厦门、福州的老插们先后就推出《告诉后代》与《永远的脚印—福州知青文档》。实际上，当今有能力写，有能耐说的仍是老知青群体中的少数人，是摆脱蹉跎岁月后相对稳定或有所成就的一些人，绝大多数老知青现已步入老年阶层，相当部分成为当今社会弱势群体，对当年豪气，别有一番另味感受，知青事，欲说还休。
知青的苦难各有不同。对我而言，1969年，小学时就随父母下放到农村，行前是激动和憧憬，3年多留下的深刻印象是当地的贫困、落后和“脏、乱、差”。插队劳动近4年，现在想来，最难忘的并非苦、累、饿与寂寞、茫然，而是一次“双抢”中一条称为“竹叶青”的剧毒蛇曾紧贴着我的脖子后游了过去，好在这条蛇兄当时正忙于吞食一只大青蛙，险些要了我一条小命，迄今一提到插队就联想到这事，仍感毛骨悚然……人的思维有时就这么简单地固定在一个瞬间场景上。
看了不少老插回忆插队期间苦和累的文章，鄙人很不以为然。我个人认为，福建大部分地方的知青在全国而言，境遇相对还算平稳的，个别人遭遇的特殊命运、特殊苦难与特殊经历不在此论。在那年月，福建各地农村还是把知青群体当回事的，至少生存与温饱基本能解决，这是很关键的。据我观察，知青群体当时并未将劳动生产上的辛苦太放心上，主要痛苦在精神层面上，对前途的忧虑与担忧占多。有的知青，插队时间很短，甚至根本没在农村住多久，或仅仅参加过一次双抢劳动，30多年过去了，如今硬要憋出一篇回忆双抢如何如何劳累的文章，作为曾是知青之一，很难引发共鸣。此类事告诉后代们，可能也难被理喻，下一代当今面临的难题可能要比我们当年一次辛苦简单的体力劳动要复杂得多。年青人参加几天劳动就记上一辈子，那么，第二故乡那些老乡世代为农，迄今仍然贫苦，又向谁说？
50年代至60年代初自愿上山下乡的一大批“自愿兵”，可谓福建最老的一批“知青”，他们经历令人感叹！他们经受的苦难，以及当今诸多政策尚光顾不到已是暮年的他们，太悲！1969年老知青由于占了多数，又是伟大领袖号召下响应出动的，如今自认为是知青群体的主流派，是知青的代表性标志性群体，其实不然。我辈属70年代后知青族，则又不同，我们离城的心态与动机与前者已大不相同，大多是被动或被迫被驱逐出城的，上山下乡是被动而非主动的。往事如烟，旧事重提，意义已不大，流逝的悲喜属于昨天，老知青如何面对今天，筹划明天的养老，可能是现实和急迫的。
老年保健十全大补方
⊙东南明月
一个中心：以健康快乐为中心；
两个基点：看开一点，糊涂一点；
三个必须：必须有一个老伴，必须有一处老屋，必须有一点老本；
四个确保：确保良好的心态，确保充分的休息，确保丰富的营养，确保适当的活动；
五个不要：早醒不急起，排便不猛劲，洗漱不随便，进餐不超量，散步不赶时；
六个乐意：乐善好施，乐于劳动，乐交益友，乐学所好，乐教晚辈，乐于和谐；
七个关心：关心自身，关心自家，关心周围，关心大事，关心同辈，关心晚辈，关心思想；
八个注意：起居规律，饮食有节，自我调节，活动有方；
四时着衣，五谷搭配，少油少糖，补钙强体；
九个指标：心电图、脑电图、血压、血脂、血糖、胆固醇、尿酸、甲胎、肝功；
十个大全：生理无瑕疵，心理无障碍，道德在高位，三大支柱稳，摆脱亚健康；
生活有规律，饮食求适已，休息有保障，活动量适当，长寿且安乐！
社团史话
民国期间福州规模最大的公益性社团——福州救火联合会
⊙东南明月
福建地处东南沿海，除海岸线蜿蜒漫长外，陆地山高林密，故称为“八山一水一分田”，历来是重要林区。古代闽北木材主要经水路漂流到福州上渡码头，再经海路运往各地。福州成为省内最重要的木材集散与储运中心。福州古民居多以木构架土夯墙为主，内隔墙则以竹篾编织后外涂以稻草拌土浆再行泥壳石灰粉刷。直至上世纪70年代，福州仍被称为“纸褙的福州城”。由于木屋毗连成片，火灾多发，灾民苦不堪言。自清道光年间，福州便有社会贤达与地方热心人士自发组织群众性公益组织—救火会，由于深得民心，响应者众，这一公益性群众社团迅速扩张，以行业和社区两大途径不断扩大规模，遂于1919年按上海之例，成立福州救火联合会（简称“火联会”），以统一协调各方力量，共同抵御火灾之患。至1933年，福州火联会已下属30个分会，成为民国期间福州规模最大的公益性社团组织，至1953年6月由福州市公安局对各会进行重新改组与民主选举，至当时已存续达34年。
一、深得民心，分布广泛
福州救火会前身是清道光年间成立的“木帮杉社救火会”，由于从事民间公益，深得民
心，官府也表支持，故迅速扩张。救火会各分会主要由水龙、拆屋两队人马，前者主现场扑火，后者以土木工匠为主，火灾时迅速拆除木屋，防止火势蔓延。救火会的成员由民间百姓自愿自发组成，完全属公益义务性质，不领取分文工资，仅在救火之后发放少许点心费，救火会的办公经费由各分会按月捐助2元，以及临时劝募，公演筹款等，至1927年，才规定向沿街各商铺征收费用，每商户每年交纳其相当于每月店面租金50%（后改为30%）数额，总费用40%作为当地救火会经费，10%作为火联会经费。尽管如此，救火会经费一向是捉襟见肘，入不敷出，及至抗战期间，物价飞涨，各救火会想方设法，共度时艰。
民国期间，福州救火会按行业已有：木帮、油帮、布帮、纸帮、锡帮等，按社区保甲，先有：双杭、鼓泰、万寿、闽南、藤山、龙潭、体泉、琼水、榕北等，随后又有：竹林、钟玉、达道、独山、路通、榕南、冯泛高、苍霞、瀛州、安乐、茶亭、芝西、沧州、胜兴、东井津、义洲、银湘、横山、仓育车、榕西、龙台、上渡、后屿等分会，每会人数60—80人。
1926年，火联会在大庙山上修建了一座钟楼及会所。钟楼，类似福州城的烽火台，派人日夜轮守，一旦发现火情，根据区域的不同，就用不同的方式鸣炮、撞钟来报警，通过白天挂红旗、夜间亮红灯来指示方向。闻警后，各救火会立即鸣锣召集队员前去救援。那时一个火警，往往会有7、8个救火分会同时出动，当时的“水龙”、“汽龙”类似当今抽水马达，铁壳铁轮，在火场须10多个壮汉用麻绳拖着，在街上奔跑。到了火场，先得援丁担水，然后上下拉动人力水泵，让水枪向火场喷水。而火场总指挥，靠锣手发信号，指挥大家前进或后退。一时间，拖“水龙”的、执水枪的、扛竹梯的、挑水桶的……齐心协力，共同灭火。除了救火，救火会还做许多其他社会公益事业，比如每年遇洪水泛滥，救火会就会主动前往救助、施粥。抗战时期，救火会成员英勇参加了对日寇的抗争，为保家园，勇斗强敌。
二、机构沿革，罹难善后
1919年至1926年，火联会由各分会推荐会员，由会员选出正、副会长。1927年改行委员制，每会举荐委员1人任执行委员，再选出常务委员及委员长。第1、2、3、7届正会长均由王纲担任，第4届为郑守馨，第5、6届为曾文华。担任各届副会长的有：陈元赓、赵承禹、曾文华、杨展云、 郑守馨、姚文松、张仲禧、杨元弼、林菁、柯椿等10人。1927年第9届和1930年第10届仍选王纲任委员长。1937年8月按国民党政府颁布的《人民团体组织法》，改为理监事制，1940年第13届，1942年第14届，1944年第15届，1946年第16届均为徐建禧任理事长。此后，由于军统、中统特务大量渗透加入救火会，尤其是特务头目王调勋操纵救火会事务后，正常活动受到影响。解放前福州救火联合会的正常活动到第16届就基本停止了。
救火是危险性极大的活动，在历次扑火中常有队员不幸罹难。如，1928年5月12日，在苍霞洲美打道扑火现场，因围墙倒塌，救火会7人不幸遇难。事后，全市救火会联合举行追悼会，并将死者合葬于西郊，立碑纪念。1936年，各救火会成立“临警员丁互善会”，专事处理会员因救火罹难善后事宜，由全体会员交纳互助金0.1元，对遇难者家属，先发100元作为丧殓费用。1942年，物价上涨，货币贬值，改发200元，不久改为发实物，棺木一具、白米一石、龙头布二匹，其时有会员达3200余人。
三、福州解放，机构革新
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1949年11月7日，市政府决定按5个行政区（仓山、台江、小桥、大根、鼓楼）划分，成立5个救火区分会。藤山、龙潭、龙台、上渡、下渡、仓前、冯泛高等7个救火会为一分会，会址设在冯泛高（仓山塔亭路）。沧洲、竹林、苍霞、帮洲、瀛洲、义洲、达道、万寿等8个救火会为二分会，会址设在万寿（台江万寿小学）。锡青、银湘、沙合、茶亭、醴泉、独山、榕南、横山等8个救火会为三分会，会址设在横山（今台江洋中派出所）。路通、纸帮、木帮、油帮、洋中、双杭等6个救火会为四分会，会址设在双杭（今台江延平路）。榕北芝西、钟玉、仓育车、鼓泰、水琼、东井津等7个救火会为五分会，会址设在东井津（鼓楼区津门路）。1950年底，对旧社团进行登记、整顿，后又经镇反，原救火会内的特务分子已被悉数镇压、清除。1953年6月4日，福州市人民政府委托福州市公安局对“福州救火联合会”及其属下36个救火会进行改选，谢白秋（福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原新四军领导人项英秘书）为主任委员。徐永年、徐建禧为副主任委员。
解放之初，福州城木屋、棚屋成片，退守台湾的国民党常来空袭，潜伏特务用电台指引，敌机多投掷燃烧弹，仓山、台江、小桥有时一天遇多次轰炸，市民死伤以百千计，房屋烧毁以千万计，各救火会的任务既紧张而又繁重。解放后人民当家作主，救火会成员以工人、平民为主，通过机构革新，面貌一新，为保护家园而英勇救火的热情更为高涨，与旧社会已不可同日而语。改革开放30年来，旧城改造日新月异，棚屋区不断减少，现在的消防任务主要由武警消防专业队伍承当，群众性灭火队伍虽然还有，但已不普遍分布了。
主要参考文献
1、 福州地方志，1979年版。
2、 徐建禧：福州的救火会，福建文史资料第16辑，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7年。
3、 潘守正，百年来所见所闻，未发表手稿。
台湾光复后对台医疗卫生的善后恢复
⊙东南明月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此前1943年12月，开罗会议决定战后把台湾归还中国。1944年10月，国民党政府成立台湾调查委员会（隶属中央设计局），着手开展接收台湾的前期准备工作。委员会有9个委员，陈仪任主任委员，钱履周任委员（兼常委）。台湾自古隶属中国，但此时已被日侵占长达50年（1895—1945）。当时台湾分9市（台北、台中、台南、基隆、新竹、嘉义、高雄、花莲、屏东），8县（台北、台中、台南、台东、新竹、花莲、澎湖、高雄），台北为省会。国民党政府在重庆决定对接收各省的机构先设行政分署，分署长待接收完毕即转任该省政府省长，江西省分署长为原中共早期领导人后投降国民党的张国焘任，但不久就改换他人。台湾省因情况特殊，暂不设省政府，而设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由陈仪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军政大权揽于一身。而福建省政府亦在临时省会永安设有台湾光复筹备处等相似机构，也为台湾光复招募可用人才，并有多位省府要员赴台参加接收，其中先后任省府财政厅长的陈培锟、严家淦。
对台湾的接管工作可谓千头万绪，在人、财、物三方面，首先在大陆招募相关人才，据当时负责此事的
二战期间，台湾作为日占区，不断遭受盟军的空袭与打击，猛烈轰炸使基础设施毁坏严重，城市损失远大于乡村，各类生活物质严重匮乏。以医疗卫生为例，台湾医卫甚为发达，战前计有13所省立医院，2所教会医院，3所省立疗养院，1所医学院附属医院，共有病床3439张，光复时，医院普遍受损，余病床2414张，医疗设备残缺不全，医护人员星散各处。有鉴于此，光复后对台医疗卫生恢复的主要措施包括：
1、 配给药品，改善设备；2、派遣外籍专家巡回访问各医院，介绍欧美新药用法及各
科治疗新知识；3、派遣外籍专家创设护士训练班，提高护士的业务能力；4、补充战时损失的病床；5、准许各医院把配给的新药售与经济情况较好的病人，以售药收入设置免费病床；6、各医疗机构已损坏而未修理的重要设备，如原机构无力修复，由分署补助；7、以白米供应贫瘠地区的省立医院，使增加免费病床名额；8、选择数所设在重要地点、办有成绩而损坏不堪的医院，由分署负责修复，使其成为示范医院；9、向各县、市卫生院及附属的山地治疗所优先配给大量疟涤平（此药免费）和其他药品，以抑流行于乡僻的疟疾和其他疾病。从善后开始到结束，总计有85个单位得到配给的药品，其中，省立医院、教会医院等单位19个，各县、市卫生院17所，其他各慈善机关及监狱附设的诊所、卫生试验所及港口检疫所等。各单位使用配给的新药（如磺胺剂、多种维他命）时，须另立病历，并复写一份，每周送分署，分署则派人访问病人，调查疗效，防止滥用。
住院病人的卧具原由病人自备，光复后，为保持病床卫生，分署发给各医院毛毯1012条，棉被1709床，配发白蚊帐布料制成床单1万余条，枕头套5000个，蚊帐1620余顶。各医院、诊所还对探访病人规定了制度。各医院、诊所出售配给药品余利60余万元，用于补充设备及房舍维修。为防止传染病流行，1946年5月，分署和省卫生局合组DDT工作队，在此后1年内出动183次，开展消杀灭虫，工作范围遍及全岛，防控疾病很有成效。
对台湾光复的各项善后工作从1944年10月开始筹备，1945年8月全面实施，1947年5月底宣告结束，应当说取得相应成效，其中对台医疗卫生体系的善后恢复是很有成效的。但非常遗憾的是，期间1947年发生了“二二八”事变，我父母在台湾淡水亲历了“二二八”。那天清晨，母亲早起出外买菜，见街头发生骚乱，一大批人在烧毁家俱等，遇大陆来的人便上前围殴，大声呼喊“打阿山！打阿山！”一本地邻居向我母亲急招手，大声喊道：“你赶快跑回家，叫上潘医生躲到我家里来，他们马上就要到你家捣毁你的诊所啊！”母亲一路急跑，丢了菜篮和拖鞋，父亲刚起床，正在穿衣，闻讯后两人急忙躲入邻居家的小阁楼上。果然，不一会儿，大街上那批人就冲入诊所，一应物品悉被捣毁，房屋被砸烂。国民党当局很快派军实施镇压，枪决了一大批人，尸体被一串串抛入海中。事刚平息，父母受惊匪浅就急忙低价变卖了诊所，返回福州了。父亲回榕后在省立医院小儿内科
过去未来共斟酌
⊙东南明月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经历和故事。我辈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大跃进”时期，自幼就听多了响亮的政治口号，嘹亮的革命歌曲，经历了红色的狂风暴雨。在成长与工作历程中，也曾听过、说过无数假、大、空的话，主动或被动地做过些违心、痛心、坑人的事，诸如偷鸡摸狗、打架斗殴，人非圣贤。近年来，知青回忆绵绵不绝，从国内流行到国外，亲戚从国外特意为我带回一本《寻梦北美》，说的大多是从“土插队”到“洋插队”的那些人的事。仅省内，世纪之交，厦门、福州的老插们先后推出《告诉后代》与《永远的脚印—福州知青文档》，我也介入其中。实际上，有能力写，有能耐说的仍是老知青群体中的少数人，大多是摆脱蹉跎岁月后相对稳定或有所成功的一些人，对当年知青中的绝大多数人而言，如今已进入社会弱势阶层，别有一番感受，欲说还休。
知青的苦难各有不同。对我而言，小学时就随父母下放到农村，行前是激动和憧憬，3年多留下的深刻印象是当地的贫困、落后和“脏、乱、差”。后来自己到闽北插队劳动近4年，现在想来，最难忘的并非苦、累、饿与寂寞、茫然，而是一次“双抢”中一条称为“竹叶青”的剧毒蛇曾紧贴着我的脖子后游了过去，险些要了我一条小命，迄今一提到插队就联想到这事，仍感毛骨悚然……人的思维有时就这么简单。
看了不少回忆插队期间苦和累的文章，我不以为然。我个人认为，福建大部分地方的知青在全国而言，境遇相对还算平稳，个别人有特殊苦难与经历不在此论。在那年月，当地还把知青群体当回事，温饱基本能解决。据我观察，知青当时并未将劳动的辛苦太放心上，主要痛苦在精神层面，对前途的忧虑占多。有的知青，插队时间很短，仅参加过一次双抢，没出过几天工，30多年过去了，如今境遇甚佳，却偏要硬憋出一篇回忆双抢如何劳累的文章，作为知青，我难引共鸣，告诉后代可能也难理喻，下一代当今面临的难题可能比当年一次辛苦的体力劳动要复杂得多。年青人参加几天劳动就记一辈子，那么，那一大批第二故乡的老乡世代为农，迄今仍然劳累贫苦，又向谁说去？知青老矣！老爱忆旧，谍谍不休，讨下一代的嫌！
50至60年代初自愿上山的一大批“自愿兵”，可谓福建最老的一批“知青”，他们经历令人感叹！1969年老知青虽占多数，自称是知青群体的主流派，也是代表性标志，但经历的苦痛不如那些真正的自愿老插，而如今对知青的优惠照顾往往还因他们年老而享受不到。我辈70年代后知青族，则又不同，我们离城的心态与动机与前者已大不相同，大多是被动或被迫下乡而非主动的。往事如烟，旧事重提，意义已不大，流逝的悲喜属于昨天，老知青们如何面对今天，筹划明天，可能是现实和急迫的。愿意重新组合，一起到乡村养老享受躬耕农渔之乐的，可以重新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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